第九十二章 旗袍（2） (第2/5页)

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的象征进行批斗备受冷落，对于旗袍的研究在学术界成了禁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对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陆学术界才逐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早期，基于政府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时为了证明旗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学者有意识地把民国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饰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联系起来。“‘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并非特别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比如《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风的观点：“旗袍，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这种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妇女仍多数沿袭明朝风俗习惯穿着较长的上褂，下露长裙。”

    又例如袁杰英的观点：“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着，只是在穿着风格上略有不同，官制与民用在选料、配饰方面加以区别而己。”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受到质疑。“在整个清代浩瀚的文献中，‘旗袍’一词从未出现，在清代旗人称呼自己所服袍服为旗服或旗装，满语称呼为‘衣介’。旗袍二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词出现，最早见于1918年沈寿口述，张睿笔录的《雪宦秀谱》一书中：‘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里的旗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指代某种刺绣服饰的名词。”

    当今学术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旗袍”指民国旗袍，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较稳定形态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周锡保在其着《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满族妇女的长袍……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后来也渐变为小腰身，其时间已接近于辛亥革命前夕。这种长袍，到后来却演变成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即后来称之为旗袍者。

    包铭新在其着《中国旗袍》一书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的多。广义的可以说旗袍经历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的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也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

    卞向阳在其《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说到：“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叉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

    在民国时期的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旗袍”概念的讨论，如1937年《现代家庭》杂志上署名昌炎的作者撰文“十五年来妇女旗袍的演变”中写到：“什么是旗袍，可说是民国纪元后适合新时代中华女子经变演出来的一种新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女子仿制以前清旗女衣着式样的一件曾经改制的外衣。”

    民国旗袍风行的原因，有众多学者和当时的媒介认为，民国初女子为寻求思想的独立和女权的解放，效仿男穿子长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汉族女性自汉代后，服饰逐渐只穿“上衣下裳”式，俗称“两截衣”，穿袍服几乎成为男性的专利。女性穿“两截衣”也被成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象征。

    民国建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大量涌入，国家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战争之苦，思想先进的年轻人积极学习西方，特别是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当时爆发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的社会运动，为当时女性寻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权利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有许多学者在研究旗袍的缘起时，也是站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比如吴昊的着作《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一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有WESSIELING。

    张爱玲女士就曾在《更衣记》里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王宇清先生也持有这种观点：“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辛亥革命前夕的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长袍，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给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所谓女子为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穿男子长袍之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朱荣泉写给楚伦先生的信，讨论女子着长衫的文章——“女子着长衫的好处”，“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女子着长衫者已经不罕见。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服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是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当时舆论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鼓励，反而批评者不少。到了后来，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己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在浓厚的清朝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代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清代旗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改于满族妇女的旗装，但旗袍并不是旗装。

    旗装是满族绵延至今的民族服饰。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下摆不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黄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