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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柏讲到这里，终于讲不下去了。

    “杨松，我们是看着姑姑一家从非常想做生意，到了现在处处靠我们来接济。想想，他们活的有多难受啊。”

    杨柏还以为杨松听了，一定会感慨万千的，没想到杨松听后还乐了：

    “杨柏，我终于明白，你讲这些姑家故事的目的，原来在这里等我呢，那你就多余了。我想做生意这件事的想法，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于是，杨松便讲起了在二叔家学做生意的那些年的经历。

    杨柏说：

    “现在二叔和二婶都不在了，你就是做生意，在那边也没个亲人呐！”

    杨松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我不再回二叔家了。我要去深圳！”

    “深圳？那个叫什么特区的？”

    杨柏一边用手挠着头皮，一边想着说。

    “对，就是1978年，被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就是深圳！”

    杨柏一时没了主张，想了想，问道：

    “你去过？”

    杨松点了点头。

    “那地方大吗？是个什么样？”

    杨松笑了，摇了摇头说：

    “不大。刚到深圳火车站，给我的印象，还有些简陋。只有一个很小的售票口，广播员用一个小喇叭通知乘客上车。还有后来去了深圳的罗湖汽车车站，路面还是土地，环境更简陋，跟咱这里差不少呢。”

    “那里不是守着香港，汽车多？还是楼房多？”

    杨柏仍是穷追不舍。

    杨松望向窗外，说：

    “我去了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比如人民路与解放路的十字街口，主要的出行工具也是骑自行车。远一点的地方，荒山野地，一穷二白！”

    “那你是图的什么？去那里干嘛......”

    杨柏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但很快又收住了自己的冲动，问：

    “外国人多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做外国人的生意？”

    杨松还是摇了摇头：

    “是有很多外国人也来到深圳旅游，或者是发展。但我目前的英文水平，还做不了外国人的生意。”

    杨柏两手一摊，站了起来，背对着杨松开始点烟，很明显，他生气了：

    “明白了，深圳哪都不好。但你就是想去，离我们越远就是越好呗！”

    杨松笑了，也站起来，拍了拍杨柏的肩膀，说：

    “别那么独！给我一根烟，坐下来，听我跟你详细的说。”

    杨松开始讲在二叔家时，就常见村子里的人，总是在江中练习游泳技能，很好奇。

    后来，他明白了，听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

    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

    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

    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因为许多村民挨了饿，但看见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

    这种刺激，让很多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听说香港有个叫罗芳村的吗？”

    见杨松如此问，杨柏摇了摇头：

    “没听过。”

    杨松闷声闷气的说：

    “没有就对了。那是深圳的罗芳村人给建的。”

    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说，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天，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说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都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1980年的5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第四十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而这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高官吴南生后来回忆说：

    “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同年8月，全国高官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到了10月，广东省委宣布恢复宝安县建制，同时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

    当年的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

    “深圳，真的要快步腾飞了！”

    杨松感叹的说。

    杨柏说：

    “你刚才不是还说那里虽通了火车，不过硬件设施明显跟不上的感觉。站台搭了一个简易钢板棚，看不到售卖商品的商贩岗亭，一眼望去，车站附近还有不少树木杂草。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渔村的气息很浓嘛。”

    杨松点着头说：

    “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国务院发布的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

    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

    杨柏说：

    “若干年，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杨松眼睛放着光芒，声音也变的格外宏亮起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就是深圳魅力的代名词。我要去打拼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他着了起来，踌躇满志的说：

    “不用若干年，几年时间，我就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