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头娃 十六 (第2/3页)

复手段。”

    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3天后，土肥原即从东京紧急返回，根据板垣征四郎的建议，出任沈阳市长。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奉天城暂时恢复平静后，土肥原辞去奉天市长的职务，新市长由留学日本的华人赵欣伯担任。

    对于在东北采取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不下。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获得一致通过。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废居天津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的时候，溥仪走投无路，是他亲自把溥仪接到天津日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这一举动深得溥仪好感;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与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11月8日，汉jianian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乘天津发生sao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秘密离开天津。赶在营口港封冻以前回到东北。接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诱降了当时最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使其参加了伪满四巨头会议，虽然马占山不久以后又重现反正，但已经不被抗日军民信任，黑龙江抗日军队各自为政，终于被少数的日军各个击破，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2年2月16、17日，所谓“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8日正式公布“建国宣言”。同年3月，溥仪开始在新京“执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成立了。

    4月，晋升为陆军少将，调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

    策划华北自治

    土肥原贤二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并进一步向华北和内蒙渗透。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保定的商震。控制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蒋氏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肥原的目标所在。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已进行过这种尝试，约请这四人共商“华北自治”的问题。但这四人表面上虽说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表白自己并不排日，可以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合作，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定充分合作。但他们心里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图是要通过分步肢解来达到最终霸占中国的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

    老jianian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设法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他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商双方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事宜。经过会谈，双方态度均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韩复榘直接会面，结果同样是不了了之。

    同时，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但他也深知华北五省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一方面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以经济扶持为诱饵将其稳住;另一方面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威逼利诱，劝其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中央政府;同时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在此期间，蒋介石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蒋介石以恩威并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于1935年6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件”--土肥原贤二以此事件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先是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礼道歉，后又要求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土肥原故意夸大事实、百般刁难，不仅将责任都归在中国军队头上，而且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惩办中国有关人员，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虽然土肥原想借此对宋哲元施压，但离完成“华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务还相差甚远，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是被他相中，作为下一步计划的棋子。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亲日派。回国后，他曾经力劝何应钦放弃与日本对抗，主张全面与日本合作。于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拉起了反蒋反共联日的